昆明的雨，总在巷子深处先落一步。

那时老城还伏在滇池北岸喘息，青瓦连着青瓦，炊烟缠着炊烟。我家那条巷子叫“槐荫里”，窄得仅容两人侧身，石板被几代人的鞋底磨出温润的凹痕，逢雨便泛起墨玉似的光。疫情前最后一个周末，空气里浮动着将临的寂静——仿佛整座城都在屏息，等一个谁也不愿启齿的句点。

她站在巷口，手里攥着刚蒸好的玫瑰糖糕，油纸包角微微沁湿。我正和朋友争辩着‘未来该不该离开昆明’，声音拔高，话锋如刃。她走近时，我竟嫌她打断了‘重要讨论’，一把拂开她递来的糕——油纸散开，糖霜簌簌落在青苔上，像碎掉的初雪。她没说话，只慢慢蹲下，用指尖把沾泥的糖粒一颗颗捡进掌心，指甲缝里嵌进黑绿的苔痕。我看见她睫毛颤了颤，像蝴蝶合拢翅膀，然后转身，布鞋踩过积水，水花很轻，轻得我误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那扇老木门，我推得急，门轴呻吟了一声，歪斜地挂在铰链上。她没回头，背影融进巷子尽头微灰的光里，像一滴水沉入深潭——再没浮上来。

三天后，封控令下。再后来，推土机碾过槐荫里，断墙颓垣间，我翻出她留在门楣暗格里的东西：一张泛黄的车票存根（去大理的，日期是我拂开糖糕的次日），半块干硬的玫瑰糖糕，还有用铅笔写在旧作业本背面的字：‘阿树，我等你气消。若巷子拆了，我就住在你记得我的地方。’

如今我常在新建的玻璃幕墙倒影里找那条巷子。它早已不在地图上，却在我脉搏里铺展成永远未拆的窄路——那里永远停着一个低头捡糖的女孩，永远悬着一扇歪斜的木门，永远下着不落尽的、带着槐香的雨。原来最深的遗憾，不是未曾相爱，而是把最柔软的心跳，错听成理所当然的回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