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2月3日，北京。早七点四十二分，中关村创业大街还浸在青灰色的寒气里，路灯未熄，天光却已败退。雨不是落下来的，是砸下来的——冷、密、毫无余地，像命运突然拧紧的水龙头。

你站在海龙大厦东门檐下，黑围巾被风掀开一角，露出耳后一小片薄而白的皮肤。我隔着三步远，雨水顺着发梢流进衣领，刺得脊椎一颤。你低头看表，又抬眼望向街对面——那儿停着一辆银色捷达，车窗半降，有人在招手。不是催促，是告别本身已开始倒计时。

我往前半步，鞋底碾过积水，声音微弱得连自己都听不清。你忽然转头，睫毛上沾着细碎的水珠，像未融的雪。那一刻我确信，只要伸手，就能触到你指尖的微温；只要开口，那句‘等一下’就能劈开整条湿漉漉的街。

可我的手悬在半空，像被冻住的钟摆。雨声骤然放大，盖过所有可能的声响。你轻轻摇头，不是拒绝，是早已把答案写进眉间——那场雨太急，而我们太年轻，年轻到以为遗憾只是天气，不是余生。

后来我查过气象记录：那天是北京十年来最冷的立春前夜。再后来，创业大街拆了又建，咖啡馆换了七家，而我始终记得你转身时围巾扬起的弧度，像一道无法闭合的伤口。原来最深的雨，从来不在天上，而在那个没拉住的手，和此后所有晴朗的清晨里，突然空荡的左手掌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