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个异常清亮的周末午后，空气里浮动着玉兰与新焙咖啡的微香。武康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正将初夏酿成薄绿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柏油路上投下碎金般的光斑。我走得很快，皮鞋叩击路面的声音急促而笃定，仿佛身后有未完成的稿子、未赴的约、未抵达的自己——一切都在催促我向前。

就在那个转角，武康路与安福路交汇处，梧桐枝桠低垂如拱门。我余光扫过右侧：你站在树影边缘，浅灰针织衫，发尾被风轻轻掀动，正微微侧身——不是看我，是看一只掠过屋檐的白鸽。可就在那一瞬，你的颈线忽然柔软地一转，视线偏移，朝我的方向抬升了三分。那是一个极轻、极短、几乎来不及被命名的回头。

而我，正低头系紧松脱的鞋带，或更可能，正被手机屏幕里一条工作消息攫住全部心神。三步之外，你已收回目光，转身汇入对面咖啡馆暖黄的光晕里。我直起身时，只看见玻璃门轻晃，映出我模糊的、错位的轮廓，和窗外一地被风卷起又落下的梧桐小叶——它们旋转着，像无数个来不及启齿的‘如果’。

后来才知，那是疫情封控前最后一个自由行走的周末。再之后，街道空旷如默片，梧桐叶在无人经过的夜里簌簌剥落，而那个回头，成了我记忆里唯一拒绝褪色的胶片：它不因时间而模糊，反而越久越锐利，像一枚嵌在肋骨间的银杏叶脉——温柔，却带着不可触碰的凉意。原来最深的遗憾，并非从未相遇，而是曾如此接近彼此的频率，却因毫秒之差，永远失谐于同一段声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