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广州很暖，暖得不像冬天。珠江边的风还带着水汽，天河城玻璃幕墙上浮动着碎金般的夕照，人流如织，笑声、粤语报站声、奶茶店飘来的芋圆甜香，全都裹在一种奇异的、即将谢幕的喧闹里。

我站在旋转门前，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许愿笺——浅青色，印着银线勾勒的木棉花，右下角有工作人员递来时随口说的玩笑：‘写满心愿，疫情过了就能实现哦。’那时‘疫情’二字尚无重量，只像天气预报里一句轻飘飘的‘局部有雨’。

我低头，笔尖抵住纸面。墨水在纤维里微微洇开一小点，像一滴将坠未坠的泪。我想写你的名字。不是全名，是昵称，是你微信头像右下角自己手写的那个‘屿’字——小而倔，带一点歪斜的温柔。可就在笔尖将要划出第一横的刹那，身后有人匆匆撞了我一下，保温杯盖弹开，水珠溅上笺角；同时手机震了一下，导师发来紧急修改论文终稿的通知，deadline是明早八点；再然后，我抬头，看见你正从对面星巴克走出来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朝我方向轻轻点了下头，又转身汇入另一股人流——那点头如此短暂，仿佛只是错觉，又像命运最后一次礼貌的退场。

我终究没写。

后来才懂，有些名字一旦落笔，便成了契约；而空白，是心最深的签名。那张笺被我随手塞进大衣内袋，三天后，城市静默，商场关闭，地铁停运。等我再翻找时，它早已不知遗落在哪件冬衣的褶皱里，或被当作废纸扫进某个无人收拾的角落。而你，在二月的隔离期后，去了新加坡读博。我们之间，再没有比‘那天我本该写’更近的距离。

如今路过天河城，玻璃门依旧旋转，人潮依旧汹涌。我仍会下意识摸向左胸口袋——那里空着，却总像压着一张未寄出的、永远湿润的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