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9月14日，哥本哈根北港旧仓库改造的Designmuseum临时展厅。湿度计显示68%，墙面冷凝水痕如未干的泪迹。我站在Hans J. Wegner「The Round Chair」复刻展柜前，指尖距玻璃0.5厘米悬停。讲解员用丹麦语说：‘这把椅子在1949年售价375克朗，相当于当时木匠三周工资。’

就在此时，他出现——穿灰蓝工装夹克，袖口磨出毛边，指甲缝嵌着浅褐色木屑。他没递名片，只从帆布包取出一张A4纸，手写一行字：‘Hej, jeg ønskede at kende din pris.’（你好，我想知道你的价格。）字迹倾斜，像刚从刨花堆里拾起的松木条。我下意识后退半步，鞋跟撞上消防栓金属盖，发出钝响。他没解释‘你’指椅子、设计、时间，还是我本人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喉咙发紧——不是因冒犯，而是突然意识到：自己三年来经手17份国际采购合同，却从未真正理解‘定价’背后的人格重量。

他转身走向工作台时，我看见他后颈有一道细长旧疤，像被尺子压着划出的直线。后来查到，那是2016年哥本哈根家具展期间，他在废弃船坞工作室连夜赶制原型椅时，被飞溅的榉木碎屑割伤的。没人知道那把椅子最终去了哪里。2023年冬，我在奥斯陆国家美术馆库房清点捐赠藏品，在编号DK-1949-073的樟木箱底层摸到一张泛黄纸片，背面印着‘Vestre Fjordvej 12B’地址，正面仍是那行字，只是末尾多了一粒墨点，像一滴悬而未落的雨。

我从未拨通那个号码。也再没问过任何人的价格——无论是甲方压价时的沉默，导师退回论文时批注的‘此处价值存疑’，还是母亲病床前护士递来的缴费单。有些价格，一旦开口询问，便已先于交易本身，完成了对关系的定价与切割。

如今我的书架第三层，永远空着一个18×18×82cm的位置。尺寸精确对应那把椅子的原始图纸。它不盛放任何物品，只盛放那个未被说出的数字，以及数字背后所有未被承认的、活生生的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