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0月17日，下午6点38分，罗马特米尼车站B1层。瓷砖地面反着冷光，广播用意大利语重复播报那班开往那不勒斯的IC-127次列车——18:42发车，1号站台。我站在玻璃围栏外，背包带勒进左肩胛骨，右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攥着一张未拆封的单程票，票面印着‘Trenitalia’和‘Napoli Centrale’。

她就在我斜前方两米处，背对候车区，正低头给手机贴膜。深灰毛衣，后颈有一小片晒脱皮的痕迹，我认得——那是八天前在阿西西修道院回廊里，她仰头看湿壁画时被午后阳光吻过的地方。我们没再说话。自昨天凌晨在Trastevere那家只亮一盏黄灯的酒吧，她把咖啡杯推过来，说‘Sei un bravo ascoltatore, ma non sei quello che aspetto’（你是个好倾听者，但不是我等待的人），对话便进入了静默的惯性。没有争吵，没有质问，只有一种缓慢的、可测量的退潮：她回复消息的间隔从23分钟延长至4小时17分，最后停在一条未读的‘Grazie per i giorni’（谢谢这些日子）上，发送时间是今早7:03。

我数过她三次抬手看表。最后一次，她转身，目光扫过我，停顿0.7秒，像扫描一件确认无误的行李。我没有迎上去。那一刻我脑内浮现的不是挽留的句子，而是一个荒谬却尖锐的问题：她的价格是多少？不是欧元，不是时间，而是——在关系彻底失效前，我尚被允许存在的最后阈值：是她愿意为我多等三分钟？是她肯把耳机分我一只听半首歌？还是仅仅，她愿让我看见她睫毛在强光下投下的颤动阴影？

18:41:59。她拎起帆布包，走向检票口。我张了张嘴。声音卡在喉结下方，变成一次短促的吸气。最终出口的只有‘Ciao’——轻、快、毫无余韵，像撕掉一张作废的登机牌。

她脚步未顿。电子屏上，‘NAPOLI’后的数字跳成‘18:42’，随即变灰。我站在原地，直到广播切换为法语报站，直到清洁工推着水桶经过，拖把划出一道转瞬即干的湿痕。那张单程票至今夹在我护照第23页，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‘非她定价过高，是我从未递出报价单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