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雨季来得迟，却格外长。我们在伊巴丹大学语言学系的走廊相遇，你穿着靛蓝蜡染衬衫，袖口沾着刚誊抄的伊博语动词变位表。我鼓起勇气用生涩的伊博语说：Ndewo——你好。你笑起来时，右颊有个浅浅的涡，像盛着整个奥古都湖的微光。

后来我们共用一册《伊博语核心词典》，页边密密麻麻记着彼此的注释：你写“achọrọ m ịmara ọnụahidia gị（我想知晓你的名字）”，我悄悄在下方补上罗马音与声调标记，又划掉，再补，再划——仿佛删改次数越多，就越接近一种郑重其事的靠近。可我始终没问你真名。怕它太美，压垮我贫瘠的勇气；怕它太轻，随雨滴蒸发在尼日尔河畔的热风里。

你申请了柏林洪堡大学的交换项目。临行前夜，我攥着写满三页纸的告别信站在你宿舍楼下，雨水顺着棕榈叶滑落，浸透信纸边缘。我听见你窗内放着Fela Kuti的《Water No Get Enemy》，萨克斯风呜咽如潮。我数到第七个音符，转身离开——信封里没有署名，只有一页手抄的伊博谚语：Onye kwe, onye kwe（谁答应，谁就负责）。可我从未答应过什么，于是连失约的资格都失去了。

十年后，我在阿布贾一家旧书店翻到泛黄的《尼日利亚现代诗选》，扉页有褪色钢笔字：「致那个总把ịmara念成imara的男孩——名字不是钥匙，是门本身。」落款是你当年用过的邮箱后缀。我合上书，窗外正下着同样的雨。原来最深的遗憾，并非未曾启程，而是站在起点，把整片海洋，默念成不可逾越的语法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