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后整理旧书，一张泛黄的明信片滑落——背面是第比利斯老城的手绘地图，边角洇着咖啡渍，而正面，只有一行蓝墨水写的格鲁吉亚文：『მინდოდა ვიცოდე თქვენი ფასი.』（我想知道你们的价格。）

那时我二十二岁，在萨布尔塔洛跳蚤市场迷路，误闯进一家只卖旧书与铜制天文仪的小店。店主是个戴玳瑁眼镜的老先生，你坐在窗边修一本19世纪的《格鲁吉亚语法》，银针在羊皮纸间穿行，像在缝补时间的裂口。我指着架上一本烫金封面的诗集，欲言又止。你抬眼一笑，睫毛垂落如合拢的羽翼，却没等我开口，便将书轻轻推至我手边：‘先读，不急。’

我终究没问价。不是羞怯，而是某种近乎虔诚的迟疑——仿佛一问，那本诗集就从‘可拥有之物’跌落为‘待交易之物’；仿佛你的沉默，比任何标价都更郑重地告诉我：有些东西，本不该被标价，而我亦不该以市价去丈量。

后来我离开第比利斯，再未寻回那条窄巷。听说小店在暴雨夜塌了半面墙，老先生搬去了库塔伊西。而我始终记得，你低头时颈后一小片晒痕，像一枚未盖章的邮戳，寄往我余生所有晴天。

原来最深的遗憾，并非失去，而是曾站在光里，却不敢伸手确认自己是否配得上那束光——连一句‘多少钱’，都成了对温柔最笨拙的辜负。